時針指向22時。已埋首5個多小時的北京大學博士生吳星潼，讀完了《中國文明起源新探》的最后一頁。心潮澎湃的她走到窗邊，抬頭望向滿天星斗。

滿天星斗，正是該書作者蘇秉琦六十年考古、半世紀傳薪的生動寫照。

蘇秉琦，1909年10月生，新中國考古學主要奠基人、考古學“中國學派”倡導者、北京大學考古學科創(chuàng)辦人之一。學術生涯里，他創(chuàng)新性提出區(qū)系類型學說，認為中原地區(qū)只是中華文明獨立發(fā)生發(fā)展但又互相影響的中華文明六大區(qū)系之一，并將新石器時期的中華文明狀態(tài)傳神地描述為“滿天星斗”。

“秉琦先生提出的文明觀——中華文明起源‘不似一支蠟燭，而像滿天星斗’，是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中國考古實際的深化�！彼�的學生、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譽院長郭大順說。

篳路藍縷、青燈黃卷，撥開歷史塵煙；一鍬一鏟、一擔一籃，叩問緘默大地。1997年，蘇秉琦逝世。但他的學說與精神，仿若中國考古學史上灼灼耀耀的“星斗”，始終指引后來人。畢生傾情教壇，為國培育棟梁，他的學生們，也在今日的學術科研星空中光芒閃耀，一如星斗。

星斗之光傾灑大地、無問東西，猶如先生育人極盡熱誠，毫無門戶之見。

20世紀50年代末，蘇秉琦每周三去北大，常在未名湖北面的健齋休息。當時，嚴文明等一批年輕人常去請教，蘇秉琦總是耐心指導、循循善誘。“各地考古人員來北京，多喜歡去看望蘇先生，因為先生對所有找他的人從來一視同仁、坦誠以待，是大家公認的好導師。”多年后已成為著名考古學家、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的嚴文明說。

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陳振裕，是蘇秉琦親自授課的最后一批本科生。他回憶：“先生從不搞門戶派系，而是胸懷五湖四海，對素不相識的青年也一樣熱情接待、親切交談。先生的辦公室和家里，經(jīng)常有人上門求教�！�

20世紀80年代，湘潭大學教授易漫白想提高自己考古教學的質量卻不得要領，便壯著膽子帶著3名年輕教師來到蘇秉琦家中求助。面對遠道而來的求學者，蘇秉琦連續(xù)四五天，每天下午講幾個小時課。易漫白事后才知道，那時先生患上了帶狀皰疹，疼痛難忍，卻不曾透露絲毫。

“他愛學生。有時候，我甚至感覺這種愛超過了對自己孩子的愛。”蘇秉琦長子蘇愷之感慨。20世紀60年代，蘇秉琦家里買了一臺14寸黑白電視機，這在當時可是稀罕物件，每到周末，總有不少學生來家里看電視、聊天。蘇秉琦十分歡迎，總是一臉和悅地和他們談學術、嘮家常。

“學生就是我的耳朵、我的眼睛。我成就了學生，就等于成就了自己�！碧K秉琦說。

學生愛他、敬重他。有很多學生曾說，在他們心里，已經(jīng)把先生當作父親了。

1984年，原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從美國訪問回來，特地用省吃儉用結余下的生活費給先生買了一口電飯鍋，希望老兩口吃得方便些。

2013年，蘇愷之去吉林大學拜會時任文學院副院長的趙賓福，發(fā)現(xiàn)在趙賓福辦公室的醒目位置，掛著父親1988年參加他碩士學位論文答辯時的合影。

星斗之光深邃遼遠、奧妙無窮，猶如先生治學嚴謹勤勉，深深影響一代代學子。

1965年，蘇秉琦發(fā)表《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》一文，被譽為“20世紀中國考古學的一篇劃時代巨作”。西北大學校長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原院長孫慶偉認為，先生對仰韶文化的突破性認識，固然得益于他對陜西華縣泉護村出土材料的系統(tǒng)整理，也得益于他對類型學方法爐火純青的運用，但最為關鍵的，是他對該項研究意義的清楚定位，即通過對仰韶文化的研究，“使探索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起源向前邁進一步”。

這是蘇秉琦個人的“頓悟”，也是中國考古學界的“頓悟”。孫慶偉說：“從1934年在斗雞臺初涉考古，到1965年的這番‘頓悟’，先生所悟出的，正是考古學著史之道。只有通過對不同區(qū)域古文化的分子水平研究，考古學才能寫出有血有肉的歷史，才能真正完成從‘為考古而考古’到‘為歷史而考古’的升華�！�

考古學科極重視野外實習。蘇秉琦將培養(yǎng)田野考古人才作為重要目標，凡能參與的，他一定前往。

帶隊實習，蘇秉琦屢屢展露自己“摸陶片”的絕活兒——從野外實習現(xiàn)場的眾多陶片中，精準挑出四類八種，又很快排出演化序列。學生們直呼“神了”，潛移默化中改變了一些學生輕視“摸陶片”、不重基本功的偏見。

星斗之光深情恒久、照人前行，猶如先生為人民治學、為祖國奉獻，不慕虛名，不改初心。

蘇愷之回憶，父親第一次委派他“做大人的事”，便是去買1950年2月16日出版的《進步日報》。那一天，蘇秉琦專門寫了短信，并將其和報紙一同寄給各地友人。

“報上登的是父親寫的一篇短文，《如何使考古工作成為人民的事業(yè)》。13歲的我有些疑惑，父親早已出了那么多成果，一篇小文章登報，怎會那么高興？”長大后，蘇愷之才明白，這篇小文，飽含著父親多年來對新中國考古事業(yè)蓬勃發(fā)展的憧憬，答案全在“人民的事業(yè)”五個字上。

這篇文章，被一些學者看作是開展考古大眾化工作的經(jīng)典之作。

20世紀90年代，步入暮年的蘇秉琦全身心投入“重建中國史前史”，身體力行詮釋著“世界的中國”與“最大的文章”。他對學科使命的理解也更加深刻：“考古原應回歸它的創(chuàng)造者——人民，這是它的從業(yè)者的天職�！�

1994年，85歲的蘇秉琦在回顧一生學術道路時，發(fā)出“六十年圓一夢”的感慨——把考古學建設成人民大眾的、真正科學的學科。

于學術孜孜以求，于名利卻淡泊處之。

蘇秉琦一生不重官銜，除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外，未擔任任何社會職務，被學生們親切地稱為“布衣教授”；更不喜在電視上露面、自許“不是社會名流”。從不刻意追求“著述等身”的他，成果質量很高，如恒星高懸，光輝萬丈。

“蘇秉琦先生對考古學、古史研究的貢獻不是在一個‘點’上的突破，也不是在一個‘面’上的成功，而是貢獻了一整個全新的古史架構�！敝袊�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員邵望平說。

“談論中國考古學的未來，不能不講蘇秉琦教授。今后中國考古學的進步，其實是在他止步的地方，繼續(xù)向前走�！笨脊艑W家、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說。

當年春風仍在，依舊煦拂四方。滿天星斗，在穹隆深處熠熠閃亮，在學術星空永世流光。

（記者 晉浩天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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