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資治通鑒》是我國最大的編年體通史，由北宋政治家、學者司馬光主編，記載了從戰(zhàn)國到北宋成立之前1362年的歷史，涉及22個王朝，共300萬字。知道《資治通鑒》的人很多，但能夠仔細讀它的人很少，因為它篇幅大、頭緒多、文字繁�？墒�，從政治家到學問家，乃至文化名人，大家都認為，需要讀《資治通鑒》這樣的好書。

一部好的歷史學著作，不僅要有史料價值，更應該有史鑒價值；不僅提供歷史記載，還要啟迪歷史智慧。陳寅恪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初版自序云：“夫吾國舊史多屬于政治史類，而《資治通鑒》一書，尤為空前杰作。”梁啟超在《新史學》中甚至說迄今無有超越者：“司馬溫公《通鑒》，亦天地一大文也。其結(jié)構(gòu)之宏偉，其取材之豐贍，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，勢不能不據(jù)以為藍本，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。溫公亦偉人哉！”

為什么要讀這么大的書呢？這就是我們今天講座的緣起。

為什么要讀史

首先，我們從曾入選中學課本的一段話講起。

東漢末年，18歲就即位的孫權，他在即位時最需要處理的問題，就是不同的人才隊伍的統(tǒng)合。這個隊伍中，有他父親孫堅留下的，比如程普；有他哥哥孫策留下的，比如周瑜；當然更有他自己需要提拔的人才，比如呂蒙、陸遜。呂蒙小時候就想跟他姐夫去打仗，可萬一出問題怎么辦？他姐夫趕緊跟岳母講。于是呂蒙遭到了母親的責怪，可他對母親說，生活太苦了，想打仗立功，將來能爭取點兒前程。孫權即位后，看上呂蒙，提拔他帶兵�？墒沁@么一個從小玩鬧的人，他真能帶兵嗎？孫權就告訴呂蒙，光有心殺敵不行，還要念書。呂蒙回答說他很忙，哪有時間精力念書。孫權就說：你比我還忙嗎？我自掌大政以來，雖然忙碌，但一直堅持讀書，我覺得很有益處，我又不是讓你讀成五經(jīng)博士那種。你知往事、知道歷史，就非常有幫助。后來呂蒙按照孫權說的做了，果然有進步。當魯肅來九江見呂蒙時，談起一些事，魯肅感慨說“卿今日之才略，非比往昔”。他們當時談了什么，能讓魯肅如此吃驚？《資治通鑒》沒記載，我后來調(diào)查了一下其他史料，原來他們談的是怎么對付關羽。后來呂蒙白衣過江，陸遜打掩護，果然戰(zhàn)勝關羽�！爸�往事，增才略”，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道理。

我們再舉一位著名人物的讀書故事。唐太宗當王子時，搭班子給自己出謀劃策，班子里有十八學士。他登基以后，繼續(xù)這個傳統(tǒng)，專門讓魏徵給他編了一本書《群書治要》。這本書是魏徵主持，由一批很有名的學者編的。內(nèi)容先是經(jīng)，從《周易》講起；然后是史，從《史記》講起；然后是諸子�？戳藭�以后，唐太宗給魏徵寫了一封信，信里說：我從小使槍弄棒，沒讀多少書，看你給我編的書，我之前見所未見、聞所未聞，使我能在治國安邦、處理朝政時“致治稽古”，借鑒古人的成敗得失。

通過這兩個故事，我想說的是讀書是何等的重要。

那么應該讀什么書呢？曾國藩說“修身不外讀經(jīng)，經(jīng)濟不外讀史”�！靶奚聿煌庾x經(jīng)”，經(jīng)書講道理，特別是儒家經(jīng)典講道理，明白道理就知道是和非。“經(jīng)濟不外讀史”，經(jīng)邦濟世，要讀史，因為史書告訴人成敗得失，為人提供經(jīng)驗，提供操作的技巧。

讀史為什么要讀《資治通鑒》

那么，史書應該讀什么呢？晚清的羅遵殿曾給曾國藩寫信，向他請教，自己將來出去工作以后應該讀哪些書。曾國藩的書信集里收錄了他給羅遵殿的回信，信里說：“竊以先哲經(jīng)世之書，莫善于司馬溫公《資治通鑒》�！睘槭裁础顿Y治通鑒》最好呢？曾國藩的評價是“窮物之理，執(zhí)圣之權”，《資治通鑒》不但能把事情的道理講透，而且還能講清楚操作的權變。

1.何為“守正出奇，通權達變”？

中國的諸子百家，各有思想主張，各有治國理念，但是“守正出奇、通權達變”是道家、儒家、法家、兵家、縱橫家都講的。

《孟子·盡心》曾提到幾個人。有的人一毛不拔很自私，比如楊朱。墨子則是“摩頂放踵利天下”，完全不考慮自己只考慮別人，磨光頭發(fā)、走破腳跟都在所不惜。而子莫這個人，既考慮別人也考慮自己，這叫“執(zhí)中”，既不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，也不是毫不利人專門利己。可是“執(zhí)中無權，猶執(zhí)一也”，如果不能權變也只能是死教條。這是中國思想精神的一個核心，就是“守正出奇，通權達變”。這也和中國古代歷史、文化的特點有關，當規(guī)則秩序難以牢固地建立之際，“通權達變”以把事情盡可能好地完成作為要旨，就特別重要。

孟子又說：“男女授受不親,禮也；嫂溺,援之以手者,權也�！泵献诱J為男女不能互相遞東西，比如大哥在外面做官，嫂子和大哥的弟弟在家里，這個時候最好不讓他們見面。然后孟子就問了，如果有一天嫂子溺水掉到河里，弟弟該怎么辦？——趕緊去找大哥嗎？最后可能大哥來了，但嫂子卻沒了，這就是“執(zhí)中無權”。所以弟弟這個時候就應該趕緊跳到河里把嫂子救上來，如果還要考慮其他，那就是教條主義，而教條主義是要害死人的。

2.何為常理和機宜？

所以，在常理和機宜問題上要分清楚，曾國藩講“窮物之理，執(zhí)圣之權”，就是說《資治通鑒》這本書不但能夠“守正”，有正道，講大道，講常理，而且還告訴人“機宜”，即在非常情況下的處事機宜。

舉個《資治通鑒》的例子。當年劉邦跟項羽爭天下，劉邦是打不過項羽的，但是劉邦手段很柔軟，處事很能夠把握機宜，無論是在鴻門宴上還是用人方面，他都身段柔軟、能低得下頭。比如他的手下大將韓信從西邊打到東邊，“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”，接下來又打贏臨晉之戰(zhàn)、井陘口背水一戰(zhàn)，劉邦從西到東的大部分地盤都是韓信打下來的。而在這期間，劉邦只是在中原的廣武山、滎陽一線跟項羽對陣，并且還處于下風�？墒�，聽到韓信節(jié)節(jié)勝利，劉邦心里是一半高興一半焦慮，高興的是韓信給他打下這么大地盤，焦慮的是韓信太厲害了，他怕駕馭不住。而這時，韓信派人送來一封信給他，說山東這個地方需要人治理，總得有個王，現(xiàn)在既然我們已經(jīng)拿下這里，那就請讓我韓信來當這個“假齊王”，也就是代理齊王。韓信的這個要求，正是劉邦所憂慮的，如果韓信在山東成為一方勢力，那么劉邦還能控制得住局面嗎？所以劉邦收到信后有點憤怒，他對韓信派來的使者大聲呵斥，說我在這里跟項羽對陣，韓信怎么還想著在那里稱王？！這時張良和陳平急忙提醒劉邦不能這樣，碰了劉邦身子一下、踩了一下腳，劉邦馬上反應過來了，立即做出一副很豪爽的樣子說：“張良，任命韓信當齊王�！眲�邦本是忌憚韓信的，但是他很快意識到目前局面下最合適的處事方式就是答應韓信。此事之后項羽派人策反韓信。韓信回答：“漢王授我上將軍印，予我數(shù)萬眾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言聽計用，故吾得以至于此�！表n信當年跟著項王的時候官不過郎官、位不過執(zhí)戟，沒有前途。現(xiàn)在劉邦讓韓信當齊王，韓信為什么要背叛他？

類似的東西，在《資治通鑒》里有很多�！顿Y治通鑒》就像曾國藩所言，我們從中既能看出是非道理，還可以從成敗得失中看出常理和機宜。

3.何為“違經(jīng)合道”？

在《三國志》和《資治通鑒》里，有一些類似的表達，《三國志》說“行權立斷,違經(jīng)合道”，《資治通鑒》說“行權立斷，天人順之”�！斑`經(jīng)”但是要“合道”，這就需要一些技巧了。

公元189年，東漢靈帝去世，少帝繼位，他的母親何太后有個哥哥何進，也就是他的舅舅。何進擔任大將軍后要盡誅宦官，其中既有東漢宦官專權問題，也有宦官想害何進的因素�？墒呛翁�后不同意。東漢時儒家思想已經(jīng)占統(tǒng)治地位，男女授受不親，何太后才30歲左右，她要搞垂簾聽政，不可能天天跟士大夫一塊兒上朝共事，只能通過宦官才方便。當然何太后心里還有其他算計，比如何進萬一把她身邊的心腹宦官都除掉了，之后何進要獨攬大權的時候，何太后就沒有干預手段了。何太后不同意，大家就必須遵守懿旨，這是“經(jīng)”，就是道理、原則。于是袁紹給何進出了個主意，招外兵董卓進京威嚇太后，太后一害怕，就會同意誅宦官了。袁紹這個主意，表面上遵從了規(guī)則，實際上是詭詐之術，而且這個詭詐是帶著某種風險的，幕僚陳琳就說：“外兵進京，強者為雄”，董卓真進京了，太后是害怕了，但是何進就能夠控制住董卓嗎？這一招表面是遵從，實際是欺騙，而且還帶來這么多風險，所以做這種事不合適。陳琳的建議是，你何進現(xiàn)在是大將軍，名正言順控制朝政，要抓幾個宦官，猶如“鼓洪爐，燎毛發(fā)”，輕而易舉，采取抓捕行動之后，再去跟太后解釋為什么采取這個措施。這就是“違經(jīng)合道”，這四個字讓我印象深刻。但是司馬光不敢用這四個字，他在《資治通鑒》里說的是“行權立斷，天人順之”，而《三國志》說“行權立斷,違經(jīng)合道”。唐朝的趙蕤，是李白的朋友，他寫了一本書叫《反經(jīng)》，又叫《長短經(jīng)》，為論證其“權變理論”，鋪陳了大量唐朝以前的事跡，尤其是三國時期的事跡，書里也是用了“違經(jīng)合道”。我比較了一下，發(fā)現(xiàn)司馬光編《資治通鑒》時，在相當多地方參考了趙蕤的《長短經(jīng)》。

“違經(jīng)合道”還有一些著名的例子。魏徵、王珪等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爭奪皇位時的對手李建成、李元吉的部下，但唐太宗都招降任用，而且還用為宰相、倚為心腹。對此，唐太宗自己講了一段歷史，這段歷史很有名。這段歷史在《論語》最后一篇《憲問》里提到了：學生子路和子貢問孔子，齊桓公的輔佐者管仲不是仁者，為什么齊桓公還用他？當年齊桓公跟他哥哥公子糾爭權，管仲站在公子糾一邊，中途攔截齊桓公進臨淄繼位，一箭射中齊桓公帶鉤，差點兒將齊桓公射死。后來齊桓公接了位，就要求魯國把逃難在那里的公子糾處死，然后把管仲交過來，要報當年一箭之仇。這時候齊桓公手下的鮑叔牙建議說，管仲當時是各為其主，為公子糾射你齊桓公那是他的職責，但現(xiàn)在他是比我強的人才，如果你任用他，定能大展宏圖。年輕的齊桓公采納了這個建議，后來管仲果然輔佐齊桓公成就了一番霸業(yè)。子路、子貢覺得管仲不是仁者，是因為當時管仲的同事召忽就自殺隨公子糾去了。管仲沒跟著死，反而輔佐公子糾的對手。但是孔子回答說“如其仁，如其仁”，他認為管仲是個仁者，“微管仲,吾其被發(fā)左衽矣”，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眾到現(xiàn)在都稱贊他。唐太宗就借用這個故事來解釋，為什么他要用曾經(jīng)的政治對手的手下人才。這就是古人認知中的大忠和小忠、大仁和小仁、大義和小義的區(qū)別。像管仲、魏徵這樣的人才，應該為百姓、國家、民族做事，只要新的主公能幫助國家、社會、民生福祉作出正面成績的，就應該輔佐他，這叫大忠、大仁、大義�！斑`經(jīng)合道”的“道”不是一己之私，而是超越自己的更高境界，這是關鍵。

這里我們歸納一下，何為“經(jīng)”，何為“道”？“經(jīng)”分為三個層次，第一個層次是常規(guī)道理，大家都知道的道理；第二個層次是一般程序；第三個層次是道德理性，屬于理想狀態(tài)范疇。“道”也分為三個層次，第一個層次是根本利益；第二個層次是最佳結(jié)果；第三個層次是實踐理性，屬于現(xiàn)實需要范疇。我們生活當中其實常常會遇到這樣的事。比如某地失火了，所謂的“經(jīng)”就是一般的程序，此時已經(jīng)不能挽救損失，如果非要等上級批準才去救火，這就是迂腐。這個時候，從“道”的第二個層次來說就要追求最佳結(jié)果，先救火再說�！敖�(jīng)”的第三個層次是一種道德理性，是理想。我們不能沒有理想，我們希望社會如何、治理如何，都是美好的理想。但是還有現(xiàn)實，這就要考慮“道”的第三個層次，實踐理性。所謂包容心、圓融心其實就體現(xiàn)在這里，我們還是要腳踏實地，處理問題要“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”。總之，“經(jīng)”和“道”的關系就是我們處理問題時，不但要受到是非曲直這個道理的熏陶，更重要的是處理復雜問題時的圓融和權變。

如果《資治通鑒》僅僅是這些內(nèi)容，這本書也不會獲得歷代那么多贊賞。其實《資治通鑒》仿佛一個大型案例庫，有豐富的人和事的成敗得失，給予我們許多啟示。

《資治通鑒》記錄的王朝興衰

《資治通鑒》涵蓋了1362年的歷史，展現(xiàn)了22個王朝的興衰。至今沒有一部通史著作能夠把戰(zhàn)國到北宋成立之前這1362年的歷史敘述得如此清晰、詳贍。

戰(zhàn)國時代，百家爭鳴，各國變法，這是中華文化的軸心時代。這個軸心時代最后演繹出秦漢大一統(tǒng)的國家，秦皇漢武代表了中華文明的奠基時代。接著魏晉南北朝，佛教入華，還有第一個北族建立的北魏政權。幾百年來各種復雜的變化孕育出了隋唐帝國，達到中國封建時代的高峰，唐代被稱為盛世。然后，五代十國再次醞釀出宋元明清以后的國家結(jié)構(gòu)。這段歷史的大勢和其他軸心時代的文明不同。

從秦國到秦朝，歷時550年，然后是漢，正好是地中海周邊的希臘羅馬時代，公元前753年羅馬建城，《荷馬史詩》也是公元前8世紀的作品，到羅馬共和國時期已經(jīng)相當于春秋時代晚期了，然后到羅馬帝國時期，公元前27年，正好是西漢末年要進入東漢的時期。接著“五胡亂華”，魏晉南北朝同期正是羅馬帝國崩潰蠻族入侵，公元476年羅馬帝國崩潰，后來西方經(jīng)歷了一段黑暗時期，一直到公元8世紀—公元10世紀，歐洲局勢才開始有點明朗，西方這段黑暗時代恰恰是中國的隋唐盛世，走勢完全不一樣。

1.秦漢奠定中國文明基本格局

我們看看這段歷史在《資治通鑒》的作者司馬光筆下如何展現(xiàn)。

從秦國到秦朝550年，其中商鞅變法是一個關鍵時刻。商鞅變法以后100多年，奮六世余烈，嬴政統(tǒng)一了天下。而歷時550年的秦國，居然在嬴政統(tǒng)一天下15年后就滅亡了，這是為什么呢？漢朝人最關心這件事。漢初學者賈誼的《過秦論》說“仁義不施，而攻守之勢異也”。所謂“仁義不施”其實就是秦滅亡六國統(tǒng)一天下過程中采用的是武力手段，強硬政策，難免造成社會矛盾激化。統(tǒng)一后，需要用仁義的辦法來緩和社會矛盾，撫平戰(zhàn)爭創(chuàng)傷，但是秦沒有做到。這方面，始皇帝是有責任的，他忙具體的治理去了，統(tǒng)一國家后十幾年內(nèi)，他在咸陽待的時間并不長，燕國、齊國、楚國的東部等地，他到處去。這些具體工作做得好，但是他的制度建設沒有跟上�！肮ナ刂畡莓愐病�，攻，打天下，守，治天下，一個打天下的人要變成治天下，必須要有政策的變化，出臺一些撫平戰(zhàn)爭創(chuàng)傷的措施，而他沒有改變。

后來的劉邦卻做到了。劉邦打天下時已經(jīng)48歲了，他是宋國人，宋國并到楚國，他成了楚國人，楚國亡了，他成了秦人，秦亡了他自己建天下，所以他觀察了很多勝敗得失。劉邦繼承了秦制但是沒有用秦政。項羽相反，廢掉了秦制搞分封，試圖改變秦政，也講仁義，但韓信說項羽的仁義是“婦人之仁”。最后劉邦成功了，用秦制不用秦政，休養(yǎng)生息、清靜無為，《史記》的《貨殖列傳》用了很多筆墨講這些。劉邦主要用郡縣制，也保留了一些分封。漢景帝時爆發(fā)了七國之亂，景帝平息此亂以后，漢武帝時實現(xiàn)了海內(nèi)皆郡縣。這個過程持續(xù)了六七十年。

現(xiàn)在來看，秦皇漢武奠定了中國文明、中國古代國家結(jié)構(gòu)的基本基礎，但是路徑不一樣，秦皇是打天下，漢武帝理論上是守成的，不過他針對前面的問題進行改革。漢武帝的改革首先是設內(nèi)朝、外朝，內(nèi)朝設立中尚書管決策，丞相管執(zhí)行，所以漢武帝不像秦始皇那么忙。秦始皇每天處理公文大概48公斤，大約30多萬字，出巡路上邊處理公文邊坐車，而且還遇到了張良那樣的刺客。所以秦始皇活得很辛苦，50歲就死了。而漢武帝活到70歲高齡，在古代大統(tǒng)一國家的帝王里，他算高壽的，而且是統(tǒng)治年限長的，在位54年。漢武帝有一套治理制度，重要事情他來管，一般的事情就讓中尚書處理，交給外面執(zhí)行。地方上設了13部刺史到各地巡視，以后這些地方就成為道、行省等，我們今天縣以上的機構(gòu)就是由此奠定的。經(jīng)濟方面，因為當時漢朝跟匈奴的戰(zhàn)爭、張騫通西域都需要錢，所以漢武帝改變了過去的經(jīng)濟政策，把重大資源收歸國有，鹽鐵官營，暫時解決了國家的財政問題。意識形態(tài)上，他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。賈誼在《治安策》里講了兩大問題，一個是地方諸侯問題，這個文帝、景帝已經(jīng)解決了一部分，漢武帝接手后進一步解決。還有一個是禮義問題，刑法當然重要，獎勤罰懶原則下出了問題是要處罰的，但是如果大家都遵守禮義、不出問題不是更好嗎？賈誼很詳細地討論了這個問題。到了漢武帝時期，他通過獨尊儒術，用儒家的教化來使百姓遵守規(guī)則，改變了當年秦政的情況。當然獨尊儒術還包括大一統(tǒng)的觀念。

不過，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，但實際在國家治理當中用的卻不完全是儒術。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問他兒子、未來的漢元帝：你怎么能純用儒生呢？并告訴兒子說“漢家自有制度，霸王道雜之”，霸道是法家，王道是儒家，二者混雜使用。霸王之道，其實就是諸子百家融于儒，儒表法里，德主刑輔，禮法合治。這里突出的是要隨機應變，不能抱殘守缺，不能搞教條主義，正要守但是還要出奇，也就是前面講的有時要“違經(jīng)合道”。但元帝不太明白，漢宣帝就感慨“亂我天下必太子也”，果然在元帝去世后，西漢就出問題了。

2.秦漢到隋唐的歷史推動力

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到隋統(tǒng)一有六七百年時間，這期間的歷次走向，《資治通鑒》展示得淋漓盡致，記述了三大推力把秦漢王朝變成隋唐王朝。

第一大推力，是霸王道雜之這個操作手法和獨尊儒術這個教化手段。古代外儒內(nèi)法的意識形態(tài)結(jié)構(gòu)是有張力的。封建王朝統(tǒng)治集團知道要用“霸王道雜之”來治國，可告訴老百姓的是要獨尊儒術、要講仁義禮智信，這個弄得不好就會走樣，出紕漏。迂腐的人、紙上談兵的人是不知道“霸王道雜之”的，于是就會出問題。什么問題？就是西漢王莽以降乃至東漢偽儒、腐儒盛行，導致魏晉清談盛行。

第二大推力，是佛教入華和魏晉玄學興盛，為改造儒家思想提供了思想資源。魏晉玄學“非湯武而薄周孔，棄名教而任自然”，批判儒學但是沒有消解儒學。此時西方的基督教、猶太教傳到羅馬帝國，在羅馬帝國生長，到公元四世紀初成了國教。而歷史上的佛教入華走了另外一條路，通過道安、慧遠再到慧能等，走的是中國化道路。佛教補益“王化”，為宋明理學的誕生提供了幫助。

第三大推力是胡漢融合。南北對峙時期，北魏建國，中華文明往江南遷移，東晉南朝次第出現(xiàn)�？墒潜狈降闹黧w還是華人，所以最后的結(jié)果是融合了五胡，迎來了隋唐。隋唐的王室，包括北周的王室，其實都是從六鎮(zhèn)起兵而來的。但這個過程跟當時的羅馬覆亡不一樣。蠻族入侵以后，羅馬人和羅馬文化就沒有了，羅馬文明是后來通過文藝復興重建的。而中國不一樣，南北朝之后是隋唐盛世，進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先后融到中華民族里面來了，中華文明因此而一直延續(xù)。

《資治通鑒》的學術性與資治性

司馬光作為一個政治家、學者、史學家，他起初是想寫一部翔實的歷史，同時具備學術性�！顿Y治通鑒》的編修是獲得北宋朝廷支持的，宋英宗、宋神宗都曾撥款。宋神宗還親自作序：“斷之以邪正，要之于治忽，辭令淵厚之體，箴諫深切之義，良謂備焉。凡十六代，勒成二百九十六卷，列于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(tǒng)，博而得其要，簡而周于事，是亦典刑之總會，冊牘之淵林矣�！保ā顿Y治通鑒序》）這個序言勉勵有加，而且闡明了讀史、編史的意義。得到兩個皇帝的支持，又有主編司馬光高度自主的個人意志，加之團隊的合作精神，前后耗時19年之久，因此該書的高水平、高質(zhì)量得以保證。

《資治通鑒》浸透了作者為官為學的閱歷與經(jīng)驗。主編個人有學識與獨斷能力，編纂團隊專業(yè)高效，這兩方面的長處結(jié)合在一起，這樣的史學著作，是一般官修正史體制所不能比擬的，也是后世以個人之力無法完成的。

司馬光同時又希望這本書具有資治性，讓后人不僅僅是發(fā)思古之幽情，還能得到一些借鑒。誠如宋元之際著名學者胡三省所言，修身、治國、為官、處世，道理都在其中。有智慧，有操守，有權變，有理想。即使編纂者不無局限，但是，書中所提供的翔實而經(jīng)過專業(yè)考訂的歷史記載，則努力做到了準確可靠，從而達到了史才（敘事之才）、史學（博采眾書）、史識（非凡見解）、史德（道術合一）相統(tǒng)一的境界；史事與智慧相統(tǒng)一的境界，也是經(jīng)與史合一的境界。胡三省就《資治通鑒》對“經(jīng)”“史”關系有一段評論：“世之論者率曰：‘經(jīng)以載道，史以記事，史與經(jīng)不可同日語也�！�夫道無不在，散于事為之間，因事之得失成敗，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，史可少歟！……乃如用兵行師，創(chuàng)法立制，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，鑒古人之所以失，則求勝而敗，圖利而害，此必然者也�！焙�三省的這段話，不僅僅是辯白經(jīng)史之輕重，而且在闡明“道”（道理、原則）與“術”（操作技巧）之間的關系。曾國藩說，《資治通鑒》不僅能夠“窮物之理”，而且還能“執(zhí)圣之權”。在史以載道的同時，不乏權變與謀略，也是《資治通鑒》值得細品的原因所在。

總之，《資治通鑒》是一部經(jīng)典，蘊含著先人們豐富的治國理政得失和社會人生經(jīng)驗。

明末清初大學者王夫之在《讀通鑒論》卷末說，《資治通鑒》這本書觀歷代興衰，識人事臧否，“可以自淑，可以誨人，可以知道而樂”。提升自己（自淑），與人分享（誨人），因為與圣賢對話、與經(jīng)典對話，體悟了其中的智慧與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悅（知道而樂），這三重境界，可以成為我們品讀《資治通鑒》的目的。

講座人：張國剛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，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。2004年入選清華大學“985百人計劃”，2006年入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，是北京市高校優(yōu)秀教學名師。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及中西文化關系史。曾任中國唐史學會會長、中外關系史學會副會長等職。獲《歷史研究》創(chuàng)刊30周年優(yōu)秀論文獎（1984），入清華后獲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優(yōu)秀著作一等獎、二等獎、普及讀物獎；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(yōu)秀著作一等獎、二等獎，以及“中國好書”獎、文津圖書獎、中國優(yōu)秀出版物獎等。在清華開設的《中西文化關系史》系清華大學、北京市、教育部精品課程，《〈資治通鑒〉導讀》系清華大學精品課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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